所在的位置:首頁 > 信用動態 > 林鈞躍:信用立法和誠信規則體系總體設計同等重要

林鈞躍:信用立法和誠信規則體系總體設計同等重要

發布時間: 2021-03-23| 河北國眾信用評價有限公司| 信用動態| 訪問次數:377

  2020年12月18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進一步完善失信約束制度構建誠信建設長效機制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將信用立法工作推向上了現階段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工作的首要位置。

  然而,鑒于信用立法工作提速的可能性出現,讓誠信規則體系總體設計問題及其緊迫性也顯現出來。

  一、誠信規則體系及其內涵

  社會信用體系是一個強有力的社會治理工具,它的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信用信息基礎設施、誠信規則體系和誠信知識體系。

  我國建設社會信用體系,要實現的主要目標是重塑商業倫理和重建社會道德,以使經濟發展能夠適應信用經濟時代的要求,并全面提升社會文明水平。在利用社會信用體系的工具性方面,政府用它來提升社會治理能力,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

  二十年多來,特別是經過上個規劃期(2014-2020)強力推進,在社會信用體系框架下,一系列誠信和信用新規則(以下籠統稱為“誠信規則”)被建立起來,已經架構出了誠信規則體系的雛形。

  隨著多項誠信規則的落地實施,其對組織和個人的社會經濟行為規范效果明顯,逐步改善了社會風氣和市場秩序,降低了市場信用風險。對大眾來說,自覺遵守這些誠信規則,不僅能提升個人行為方式的文明程度,進而也增進了個人的道德修養。

  論及規則,最大范圍的規則是所謂的“社會規則”。社會規則是約束社會成員行為和調節社會關系的規矩準則集合,是人類社會的構成要素。

  社會規則是為規范社會運行和發展而制定的,并以自律和他律兩種形式被全體社會成員所共同遵守。社會規則有多種,可被分為“硬規則”和“軟規則”兩大類。硬規則是指法律、黨紀、教義和制度等,這類規則具有強制性。軟規則是指道德(倫理)、標準、準則、禮儀、禁忌和風俗等,這類規則的特點是自律性強,而他律性弱。

  社會規則產生作用的原理可被描述為:社會成員將特定價值觀附加在規則上,這種價值觀與他們遵循或不遵循規范以及得到的利益和處罰成比例。社會規則的形成是經由社會成員的認同作用或習慣化過程來強化和鞏固的。[1]

  在學理上,誠信規則是社會規則的一個類別。在誠信規則體系內,規則種類還可以細分,分為“誠信規則”“信用規則”等。

  依據信用管理和信用經濟理論,“信用”屬于契約經濟范疇,它的兩個基本特征

  (1)信用必須能用貨幣單位直接度量;

  (2)作為信用載體的信用工具,其使用成本由契約形式確定。

  如此定義的“信用”,本質上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交易信用”,授信與受信雙方在法律上形成的關系是“債權債務”關系。

  凡不能同時滿足以上兩個條件的、二者間的承諾關系就該劃入“誠信”范疇。誠信屬于道德范疇,一般不在法律管轄范圍。當然,如果刻意細分下去,還可將涉及公共道德的部分單獨劃分出一類,這類“社會文明”問題也不由法律管轄。

  在社會信用體系框架下,誠信規則主要是指:

  (1)以社會信用法、規范市場經濟的信用法和征信相關法律為主的信用法律;

  (2)以失信懲戒、失信懲罰、守信激勵和信用承諾等為代表的誠信規則;

  (3)以信用國家標準為主的各層級信用標準。

  當然,隨著社會信用體系的運行和功能延伸,新的誠信規則還會出現,例如組織的信用準則和信用制度、誠信商業倫理、企業社會責任、承諾語言文字表達規則、產品質量信用規則、誠信禮儀等等。

  由社會信用體系施行的誠信規則大多具有強制性,屬于正式的、成文的、有強制性的和成體系的規則。當然,在經濟和社會領域不必要都采用具有法律或行政強制性的規則,非公共實體實施的誠信規則也能具有一定的強制性。

  在市場信用交易過程中,實施強制的主體是授信人群體,被強制的目標則是受信人,基本規則是物質性或精神上的獎懲,例如“用經濟手段懲罰經濟失信”、“用口碑抵制假冒偽劣”、“用社會鄙視鏈打擊缺乏教養的行為”等等。

  只要不動用政府行政手段進行懲罰,就基本上不存在觸犯法律的情況。此間需要政府發揮的作用是,運用政策和財政資金支持類似“市場聯防機制”的規則構筑和落地施行。只有當市場聯防機制實施的經濟懲罰、社會輿論和良心譴責都不足以制止的失信不良行為時,規則就該上升至法律形式。

  經過首個規劃期的強力推進,社會信用體系的新規則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震懾力和作用力,卻也使動用行政手段的那部分規則法治化問題凸顯。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王偉教授認為:“當前我國亟須制定一部社會信用法,作為引領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基本法和龍頭法。社會信用法應將履約信用和守法信用作為衡量信用的兩個基本維度,在此基礎上確立社會信用法律規則體系。統合經濟信用和公共信用制度,并適當兼顧公權力主體的信用建設問題。”[2]例如失信聯合懲戒和守信聯合激勵機制需要更高層級的法律依據。

  二、信用法律和其它誠信規則的差異

  在實踐中,法律與其道德倫理類規則有著很大區別,法律不能替代道德倫理類規則。法律通過事后懲罰避免未來的違法行為,而其它社會規則能以道德形式、預防性地抑制組織和個人的失信和不文明行為。

  通常,道德規則的約束力不及法律,卻能在廣泛的領域發揮作用,這是因為法律受到了資源有限和執法成本高的限制。道德規則在法律管轄之外的領域發揮著作用,幾乎無遺漏地遍布全社會,而且很多道德規則的也能產生力度很強的規范作用。

  很多誠信規則具有勸說、指導和評判功能,能細致地規范組織和個人的行為,而且訂立規則的速度可以很快。

  舉例來說,法律能保護言論自由,卻不能約束有些人說臟話。而規則能對行為人進行心理暗示,也能依靠群體形成的社會壓力,從而有可能抑制住大部分人口吐臟字。在外國,有些規則施行了千年也無須立法。例如印度的種姓制度就沒有法律定義和規范,但在實際生活中被印度人執行得一絲不茍淋漓盡致。

  對于不宜法條化的那些誠信規則,王偉教授將其視為“信用軟法”:“沒有納入正式立法體系的政府規范性文件、行業協會商會發布的信用規范、各類信用標準等等,屬于制度誠信建設的范疇。

  盡管這些制度、規則、標準等并不屬于立法法所規定的法律淵源,但是,其對社會生活的調整仍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這類信用軟法,應遵循上位法的規定,并遵循嚴格的制定程序;在符合法治要求的前提下,納入廣義的信用制度體系之中。”

  其實,雖然人類社會的法律與道德有著共同起源,但法學家們更明白區分法律與道德的意義所在。例如在經典名著《法律與道德》書中,作者美國法學家羅斯科·龐德論述過道德教養的本質,即道德(德語Sitte)意味著心靈的習慣(或曰“倫理習慣”),是文明社會中的那些行為原則,人們對其已經習慣成自然。[3]

  他還說:“在主旨方面,據說道德涉及人的思想和情感,而法律只涉及人的行為;倫理學的目標是完善人的個體品格,而法律只是嘗試去調整個人和個人之間、個人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據說道德更關注這類行為背后的事物,而不僅僅是行為本身。

  相反,法律關注行為,并且只是關注表現于行為性質之中的思想與情感,并以此判斷它們對一般安全或一般道德所構成的危害。”

  前幾年,部際聯席會議的失信聯合懲戒機制落地試行的經驗表明,社會信用體系的運行不能僅靠政策和制度,最高層級的社會信用法確實不可或缺。但是,多地和多行業的失信聯合懲戒也產生了正面社會效果,諸如依據《備忘錄》施行的措施和政策是具有可行性的。

  《備忘錄》的出臺過程和落地實施經驗,為我們演示了法律和誠信規則在方式和作用方面的差異,可見信用法律不可能完全替代政策和制度類的誠信規則。

  理想的狀態是在避免新生的權力被濫用的基礎上,信用法律對社會信用體系觸及的社會正義和文明建設提供法律依據。

  當然,法學家們很清楚,將法律延伸至道德領域是不可行的,將道德法律化有可能危害到道德的本質,而且對二者都是弊大于利的。

  法學家們也了解,誠信道德規則體系落地宜更多地采用非法律的其它規則形式。

  總之,信用法律只是誠信規則體系大廈中的組件之一,各種誠信規則都該能發揮各自的作用,也應由信用法律定義發展空間。

  當然,信用法律可被視為誠信規則體系中最重要和最基礎的規則,起到誠信規則體系的基石作用。如果將誠信規則體系比喻為一顆大樹,信用法律就是樹干,而其它誠信規則則是枝葉。

  三、理順誠信規則體系重要組件之間的關系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和運行了多年,取得了很多的經驗和教訓。構建誠信規則不宜再“摸著石頭過河”,已經進入了需要完善其總體設計的階段。

  對于誠信規則體系的構建,最為重要的是做好總體設計和布局。在高度強調信用立法工作重要性的今天,更要注意避免發生顧此失彼的情形。

  社會信用體系運行規則的制定者需要弄清楚:

  (1)社會信用法與信用制度或機制之間的關系,重點在于新法律該給政策、制度和機制預留怎樣的發揮空間,以及怎樣使二者能夠很好地契合。假如社會信用法的立法能采用“大法模式”,則會起到法典總則式的基本法作用,會給其它誠信規則預留出最大的發展空間。

  (2)需要考慮信用立法、誠信制度推行和信用標準化三者之間的推進順序和速度控制,以使誠信規則體系構建和落地實施取得成本最低和效率最高的效果。

  (3)厘清誠信規則中的契約與道德承諾的界限,不再使“法定義務”與“約定義務”產生模糊或混淆,這是社會信用法需要解決的最基本問題。

  做好誠信規則體系的總體設計,必會遇到法律規則與道德規則的關系平衡問題。法學學者門敬中說:“根據憲法比例原則的目的正當性要求,立法時應充分考慮法律、政治、宗教、倫理道德等之間的適當平衡,而非單純的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平衡。”[4]雖然他的這句話是在介紹一種立法工作原則和技術,但這種比例分配的思維方式恐怕是能被總體設計借鑒的。

  另外,在各類誠信規則建立和實施過程中,科學技術和大數據環境的催生和推動作用不可忽視。可以預見,科學技術因素的影響和插入,將貫穿于新誠信規則的構建和落地實施全過程。

  社會信用法的立法模式對構建誠信規則體系的影響極大,或該盡快確定誠信規則體系的設計原則并反饋給立法者,將有助于立法者反證或反推出最為恰當的信用立法模式。

  總之,建議全國人大和部際聯席會議考慮誠信規則體系總體設計問題,并將這項工作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爭取讓信用立法工作與之聯動互動,二者互為參照。


丝瓜app官网下载地址安卓版_丝瓜app官网下载地址免费_丝瓜app官网下载地址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