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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型國家視角下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發布時間: 2020-10-14| 源點編輯組 | 信用知識| 訪問次數:451

2003年習近平主席在浙江任省委書記時就提出了,建設“信用浙江”,強化政府信用,提升企業信用,建立社會信用。2014年,國家發布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吹響了全面建設社會信用體系的號角。

  

  但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從提出的那一天起就一直被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的爭議和爭論所圍繞,直到今天,對社會信用體系的內涵和外延的定義,仍然是各說各理。

  

  西方國家也開始從不同層面關注,甚至對我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說三道四。

  

  本文試圖從更長的時間維度和更廣的地域跨度,來解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初衷。

  

  一、中國是獨一無二的文明型國家

  

  上海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創造性地提出了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 state)的概念,指出“文明型國家”是一個延綿不斷長達數千年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

  

  中國既是一個具有延綿不斷的古老文明,又是一個當代的主權國家,而這個古老文明又正好跟主權國家完全重合。在當今世界,唯有中國具有這樣的雙重屬性。所以,張維為教授反復提到,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把 “民族國家”與 “文明國家”融為一體,將兩者長處結合起來的“文明型國家”。 “文明型國家”這個概念也將成為全方位解讀中國的關鍵。

  

  張維為教授指出“文明型國家”具有“四超”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淀。

  

  超大型的人口規模。

  

  中國有14億人口,一個普通歐洲國家的人口規模平均在1400萬左右,中國的人口規模大概是100個普通歐洲國家的人口總和。量變引發質變,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治理必須走出中國模式,不能照搬西方治理百萬、千萬級別人口國家的治理模式。

  

  超廣闊的疆域國土。

  

  中國幅員遼闊的疆土是在漫長的歷史中逐步“百國之和”而形成的。廣闊的疆域、眾多的民族、迥異的習俗、地域發展的不均衡,都給國家治理帶來了巨大的難度,但同時也為在不同的地區開展不同的試點創造了創新的空間。各地區完全可以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在學習借鑒其他地區先進經驗的同時,走出符合本地區實踐經驗的特色治理之路。

  

  超悠久的歷史傳統。

  

  數年延綿不斷的歷史,使中國在人類知識幾乎所有的領域,都形成了自己的知識體系和實踐的傳統。中國在政治、哲學、宗教、語言、教育等方面,都有自己博大精深、自成體系的東西,這種豐富的傳統性、連續性,都是其他民族或者其他文化難以望其項背的。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是植根在中國歷史傳統的土壤之上的,要基于中國的政治體系、哲學體系,與中國歷史傳統割裂的社會信用體系是難以茁壯成長的。

  

  超深厚的文化積淀。

  

  中國數千年延綿不斷的歷史,也為我們提供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資源。中華民族在5000年延綿不斷的文明歷史進程中,創造了氣勢恢宏、內涵豐富、綿延不斷的文化成就。一個5000年延綿不斷的文明本身就是人類歷史上一份最偉大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誠信”文化在中國有超過2000年的歷史,從文化根源上,與西方對信用的定義和認知是完全不同的,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必定與中國的“誠信”文化是一脈相承的。

  

  二、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應立足國情

  

  要闡述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內涵和外延,就要立足于國情,明確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是建立在什么樣的社會土壤、文化土壤和歷史土壤至上,要解決什么樣的問題或矛盾?

  

  我們認為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社會土壤、文化土壤和歷史土壤就是,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內涵和外延的定義應該以“文明型國家”為立足點和出發點,以解決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展不匹配的問題,化解人民群眾對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與政府治理能力和服務水平不足之間的矛盾為目標。

  

  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中國的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設取得了長足進展,但是遠遠跟不上中國的經濟和城鎮化發展速度。讓幾億適應了上千年農業文明的廣大農民,在極短的時間內變成市民,走入工業文明社會,勢必需要一個漫長的適應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法律法規、社會公約、道德文明之間的銜接需要一個磨合的過程,在當前一個時期內,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主要作用就是要作為粘合劑,彌補法律法規、社會公約、道德文明之間的縫隙,讓三者能夠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

  

  三、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原則

  

  1.實事求是,與時俱進

  

  習主席指出:“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們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要與當前的國情相結合,與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相結合,與黨和人民對國家治理的需要相結合,才能摸準時代脈搏,把穩建設方向。

  

  與時俱進,就是要以創新的精神和科學的態度去認識、把握和遵循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社會是不斷向前發展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內涵和外延也必然隨著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而不斷演進。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活的靈魂。我們必須始終把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牢記于心、付諸于行,努力把真實情況掌握得更多一些、把客觀規律認識得更透一些,才能更好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信用體系。

  

  2.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中國是一個有著960萬平方公里疆域、14億人口、五千年悠久歷史和從未間斷文化傳承的“文明型國家”,中國的國家治理面臨著的民族、地域、文化、人口、經濟等諸多復雜的因素。因此,中國的國家治理必須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也不可能是天下一策,應該是各地根據發展階段不同、發展需要不同,因時、因地制定本地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才能適應本地發展需要。

  

  因此,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可以有浙江模式、福建模式、上海模式,也可以有蘇州模式、深圳模式、廈門模式,還可以有雄安模式、榮成模式、嘉定模式,各地相互借鑒先進經驗,相互促進,共同進步。百家爭鳴方能百花齊放,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才能具有最旺盛的生命力。

  

  3.兼收并蓄,以我為主

  

  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不是閉門造車,我們應該借鑒世界各國的先進經驗,哪個國家做得好,我們就向它學習,但這種學習必須是去去意識形態化、去政治化的,把一切先進經驗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堅持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初衷,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信用體系。

  

  四、建好中國信用體系,講好中國誠信故事

  

  中國崛起到今天這個地步,我們需要用自己的話語把中國的事情說清楚,把世界說清楚。

  

  1949年新中國成立,我們解決了“挨打”的問題;改革開放的勝利,我們解決了“挨餓”的問題;在中國快速崛起的今天,我們要解決“挨罵”的問題。這種謾罵一方面來自西方,沒有話語權,他們就可以肆意妖魔化中國,把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辛勤奮斗取得的成果扭著講、反著講。

  

  還有一方面來自國內,國內的知識界、媒體界還有一部分人不自信,還是一切唯西方馬首是瞻,把一切問題都歸咎于體制,天天罵自己的國家,這些在精神上向西方跪下的人,已經成為國內輿論場的一大禍害。建立中國話語權,把中國的事情向國人說清楚,向世界說清楚,已經刻不容緩。

  

  中國的話語權,對國家和人民確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大的意義,是把中國的知識界、人文社會科學,界從僵化的西方話語體系中解放出來,凝聚全黨、全國人民共識的定海神針。

  

  構建中國的話語權,只有官方話語是不夠的,在社會日益開放、新媒體迅速發展的今天,我們有必要大力推動學術的、民間的、國際化的中國話語權建設。從總體上看,學術話語比較中性、理性,以學術話語作為切入點,有利于與知識界的溝通,有利于解決話語脫離群眾的問題,也有利于從基礎理論上結構和顛覆西方的話語權神話,為確立中國話語權在世界上的地位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

  

  如果中國崛起到今天這個地步,我們還要被西方所謂“民政、人權、自由”這種淺薄的話語所忽悠,那么我們的后代將會詛咒我們——你們當時手里的一副好牌,怎么打成了那個爛樣。所以話語權太重要了,我們不僅要做得好,而且要說得好,我們要把中國的事情說清楚,背后是真正的道路自信和話語自信。唯有這樣,中國的崛起才能更加順當,更加精彩!

  

  最后,借用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進博會”演講所說的:“經歷了無數次狂風暴雨,大海依舊在那兒!經歷了五千多年的艱難困苦,中國依舊在這兒!面向未來,中國將永遠在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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